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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校歌及其曲作者

发布日期:2021-09-23 19:37   来源:未知   阅读:

  即便新版校歌的曲作者无法确知,也可判断不太可能是丰子恺。后人努力搜集的丰子恺作品均不能体现他具备作曲功底。如果他曾写出复旦校歌这样规范的四部和声曲谱,应不至于只留下一首简短的歌,其余都需套用现成曲调或由他人谱曲。

  2004年11月,为迎接百年校庆,复旦大学通过决议,建议校歌统一使用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的《复旦大学校歌》(“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后经师生投票,这一老校歌正式取代1988年制定、由学生创作的校歌(“你是复 旦 人/我 是 复 旦 人……”)。2005年5月校庆之际出版的《复旦大学百年纪事(1905—2005)》将老校歌的创作时间列在1925年10月。同年的《复旦经纬——百年掌故及其他》一书收有许有成撰写的《老校歌的词、曲作者是谁?》,披露了考证这首校歌的过程。1983年,复旦派出调查校史的几位学生在浙江访问了资深校友朱仲华(承洵),问及校歌:

  关于老校歌的曲作者,是请1925年20周年校庆时入校的陈于德校友一起回忆的。下面是1983年7月25日上午在绍兴朱宅做第7次访谈时的记录:

  朱仲华:校歌倒有前后两种,前一种记不清楚了(按:即北洋政府将《卿云歌》定为中华民国国歌,复旦曾以此歌为校歌),第二种校歌是在廿周年时创作的。此时老校友陈于德插线年时,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时为江湾立达学园教员)作曲。丰先生花了两天时间,赶作此曲。校庆时,我们唱了这首歌。”朱仲华亦是同一看法。

  朱仲华1913年进入复旦公学就读,192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接受访谈时已86岁。就这段记录而言,他前面的叙述措辞模糊,没有指明校歌作者,后面“亦是同一看法”,思路可能受了陈于德影响或者说干扰,并非主动想出刘大白和丰子恺。何况他1920年毕业后便回到故乡绍兴任职,不在上海,1933年2月复旦校董会增选时方当选为校董,对廿周年时期的校事细节不甚了了的可能性更大。陈于德廿周年校庆时在校,且在中国文学科,是刘大白的学生,有可能知道内情,但他叙述的时间有误。复旦公学1905年创立,1915年10月举行了十周年纪念,二十周年校庆本应在1925年,受“五卅”运动影响,当年未举办庆典。复旦廿周年纪念大会实为1926年6月5日举行,与子彬院(副校长郭任远募资建立的心理学院)落成典礼合并。刘大白的词作发表于1926年4月18日的《黎明》周刊2卷23期,落款为1926年2月15日,也不可能在1925年已经谱曲。

  有徐蔚南的按语,称“刘大白先生新近已创作成功了下面这首校歌,曲谱亦已去请萧友梅先生填制,不久就可到了”。徐蔚南为刘大白好友,同在复旦国文科任教,《黎明》就是刘大白与他和另一位同事陈望道一起主编的杂志,说已请萧友梅作曲当可靠。北洋政府1921年定为国歌传唱的《卿云歌》用的是萧友梅谱曲的版本,复旦校名即取自《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一句,或许正是由此渊源请他为校歌作曲。萧友梅1926年时还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任教,1927年夏到上海,11月与蔡元培创办国立音乐院。徐蔚南的按语表明萧友梅已经应允作曲,从情理推断,除非有变故,才会另找旁人。一种可能是萧友梅未能在6月校庆前完成谱曲,刘大白临时请丰子恺代作。然而要考订校歌作者,在没有署名歌谱,也找不到其他原始材料指向丰子恺的情况下,不能仅凭个别人的回忆定论,还需多方查证,综合分析。

  《老校歌的词、曲作者是谁?》作者也提供了一个校歌是丰子恺所作的依据:“早在半个世纪前,笔者的同学沈君(为丰子恺之姨侄)偶然谈及:他的姨父丰子恺先生曾为复旦校歌谱过曲。20世纪50年代,各种批判不断,这种话题不便细谈(虽然笔者与他住在同一寝室),但他的这几句话笔者却一直记在心里。毕业后,他分配到贵州,几十年未通音信。”既有这条线索,撰文时理应向丰子恺家人核实,径直采用数十年前听到的说法未免草率。丰子恺的子女多年来致力于整理发掘其父的生平和作品,1983年出版了合撰的《丰子恺传》。此后长子丰华瞻编有《丰子恺年表》(收入1988年版《丰子恺研究资料》),长女丰陈宝与幼女丰一吟也合编过一部年表(收入1992年版《丰子恺文集》第7卷)。这些资料里充分肯定了丰子恺的音乐造诣,但都没有提及他曾为复旦校歌谱曲。1992年,丰子恺的故乡浙江桐乡计划制作纪念他的音乐节目,向家属征集由他谱曲或填词的歌曲。丰陈宝和丰一吟向桐乡的丰子恺研究者叶瑜荪提供了13首歌,其中也未列入复旦校歌(见1992年10月30日丰一吟致叶瑜荪信,收入《缘缘堂子女书》)。2004年,复旦校方将校歌的五线谱寄给丰一吟,她随即撰文表示,“复旦老校歌的发现,无疑给我们研究丰子恺的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为复旦校歌欢呼》)。从子女一方的表现看,他们原本从未听说丰子恺是复旦校歌作者。关系更远的姨侄竟会知情,实属可疑。

  朱仲华口述中提到复旦原有一首校歌,未具体说明,《老校歌的词、曲作者是谁?》一文注称,复旦曾以民国国歌《卿云歌》为校歌,这应是作者个人的误解。在萧友梅谱曲的《卿云歌》之前,1913至1915年间,北洋政府还使用欧士东(Jean Hautstont)作曲的《卿云歌》作为代国歌。但并无证据表明复旦曾将《卿云歌》定为校歌,用国歌充当校歌不仅僭越,需要演唱时也会造成混乱。事实上,复旦原有的校歌是一首英文歌曲。复旦公学1917年改为复旦大学,从1919年首届大学正科生毕业开始出版年刊(The Fuh-Tan Banner),由当届毕业生编辑。前几卷复旦年刊载有这首“College Song”,歌词如下:Ye sonsof themorning,With bright hopes adawning,

  1923年,沪江大学教授安德生(Elam J.Anderson)编选的《中外学校唱歌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有这首复旦校歌的五线谱,注明调寄“Wake,Freshman,Wake”。此曲原系美国耶鲁大学的传统歌曲,1913年起担任复旦校长的李登辉即毕业于耶鲁。书中还录有一首复旦的“Senior Farewell Song”,出自1922年的《复旦年刊》,为“一九二二年级级歌”之一。这首毕业歌采用的曲调是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流行的德国爱国歌曲“Die Wacht am Rhein”(《莱茵河卫士》)。自1881年毕业典礼起在耶鲁校内传唱至今的“Bright College Years”也是用这一旋律填词。

  1926年7月的《复旦丙寅年鉴》校歌一栏刊登了刘大白的《复旦大学校歌》,未署作者,并有一首也没有署名的《复旦二十周年纪念歌》,或许亦出自刘大白之手。这首歌词与《复旦大学校歌》同为三段,长短韵脚也相仿,当可用同一曲调演唱,但年刊未载曲谱。据《申报》报道,1926年6月5日在江湾复旦大学部的廿周纪念会上有“全体学生唱国歌校歌”,6月26日徐家汇的复旦中学部举办游艺大会,日程包括“国歌、校歌、纪念歌”一项。所唱的纪念歌,应即《复旦二十周年纪念歌》。兹录第一段:

  因时局动荡,1927年起复旦年刊中断。1920年代末期复旦的其他出版物上也没有再刊出校歌。1930年5月20日,由复旦新闻学系学生主编的《复旦五日刊》发表在校生陈传钢的文章《校歌?》,文中写到参加活动时听其他学校的学生高唱校歌,而复旦学生“除了叫Three Cheers for Fuh Tan,或唱一些什么英文歌曲以外,简直无可表现我们复旦的精神”。复旦有过校歌,但“不知怎样无形的废了”。“去年上学期酝酿了好久的校歌改良运动,当时有人主张请陈望道先生作歌,丰子恺先生作谱,但是后来这种运动就昙花一现,无形消沉了,一直到现在,复旦的校歌仍然地是没有”,故而呼吁校方改良校歌,“以便在下学期念五周纪念时充分地表现下子我们复旦精神和光荣”。刘大白撰写的《复旦大学校歌》热情赞美了复旦的地位和前景,从文学角度也堪称佳构,词中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如今已成为阐释复旦精神的名句,很难想象学生竟要求换人重写。更可能的情况是,1926年校庆活动过后,这首歌没有在校中流传,以致后来的学生并不清楚。刘大白1927年离开复旦,由陈望道继任国文科主任。丰子恺曾在复旦中学兼课,讲授音乐原理。两人都是重制校歌容易想到的人选。但这只是学生提出的意向,并未实施。1930年的《复旦大学毕业纪念刊》旋即于6月出版,卷首重新收录了刘大白撰词的复旦校歌,配有五线谱,为降B大调四部和声的进行曲。10月17日,复旦举行隆重的廿五周年纪念典礼,同时还编印了《复旦大学念五周年纪念册》,其中也刊有这份校歌曲谱。《复旦五日刊》1931年2月改为周刊《复旦大学校刊》继续出版。1931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校刊》116期报道了校中教唱校歌的情形,也介绍了校歌的历史:

  我校现为力求精神团结起见,爰特提倡固有校歌。前曾在第十次总理纪念周间,分发油印歌谱千余份,散与同学习唱。其后又于十日上午停课一小时,全体同学齐集于体育馆内练习。……

  按我校校歌历史颇久。初于民国十四年由校务会议议决推举叶楚伧、刘大白、陆秋心、金通尹、刘芦隐五人组织校歌委员会,共同商定原则。旋复公推刘大白先生撰词。厥后,因革命军兴,学校因时局关系,稍形停顿,校歌乃渐不为人注重。最近学校当局鉴于校歌为一校精神所寄托,用特重新提倡,务使全校师生,佥能歌唱,借使心弦共鸣,精神团结益坚,其用心亦良苦矣。(《雄壮悠扬之我校校歌》)

  文中附有校歌的单声部简谱,旋律与1930年纪念册上相同。几处歌谱均未标明,原曲实为1815年尼德兰联合王国成立时制定的国歌“Wien Neêrlands Bloed”(一译《谁脉中流着荷兰血》),由德裔音乐家维尔姆斯(JohannWilhelm Wilms)作曲。1926年,中华书局刊印了正在德国留学的王光祈撰写的《各国国歌评述》,书中录有这首国歌的曲谱和第一段歌词的译文,首句译作“凡脉中若含荷兰血”。这首尼德兰王国的国歌曾于1898年修改歌词,1932年停用,改用16世纪创作的《威廉颂》至今。从1930年和1931年复旦校方印制的歌谱来看,复旦廿周年纪念时演唱的校歌用的是节拍恰能与歌词相合的现成曲调。若确如陈于德所说,丰子恺在廿周年校庆前夕“花了两天时间,赶作此曲”,他所做的工作也只是挑选了一首适于改编的歌曲,并非原创。www.6463.cc不过,当时的复旦师生或许还不清楚这一点。

  这一版校歌几年后又被弃用,另谱新曲。1934年4月23日,《复旦大学校刊》172期报道,复旦高中部(原为复旦大学预科,1932年改称江湾高中部,1934年9月改为复旦高级中学)正在学唱新版校歌:“本校校歌,自改谱以来,唱时颇感困难,且高中同学练习时间极少,以致每次举行集会时,对于校歌一节,殊少精采。殷主任(殷以文)有鉴于斯,特定每次纪念周练习,并在大礼堂悬挂校歌以资醒目,并便练习云。”(《附中努力发展》)1934年6月18日,复旦举办“校歌竞唱”,大学部、高中部、附中、实中(复旦实验中学,1925年建校时为复旦心理学院附属的中学)的学生各自组队参加。时值期末,校刊休刊,当月出版的《复旦同学会会刊》3卷9期载有这一校闻,并有新版校歌的单声部简谱,写为C调。同年12月编辑的《复旦大学民国念三年冬季毕业纪念刊》收录了新版校歌的五线谱,为降A大调四部合唱。这一曲谱即是此后通行的版本。由于乐谱上没有署明作者,在当时便有误传。1931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的杜绍文在校期间曾任校刊编辑,此后又主编过同学会会刊,熟知校情,但竟张冠李戴。1935年6月,杜绍文在《复旦同学会会刊》4卷9期上撰有一篇《谈复旦出版物》,以亲历者口吻称校歌为1930年傅东华所撰,言之凿凿:“当傅东华教授奉李校长命谱这条校歌时,我那时尚未离开复旦,傅先生曾一度出示他拟议的草稿,全文共分三大段,是应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而作的。”

  校歌重新谱曲的具体时间和原因,复旦校刊、同学会会刊以及校中其他出版物都没有说明,曲作者已无从查考。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1934年春季学期,复旦高中部增设了“乐歌”,请来一位年轻教师担任指导,即日后卓有成就的作曲家陈歌辛(见《蓬勃之高中部》,载1934年3月12日《复旦大学校刊》167期)。当年秋,复旦高中将音乐课设为必修,仍聘陈歌辛教授。校歌改谱,大约也正在他到复旦前后。

  即 便新版校歌的曲作者无法确知,也可判断不太可能是丰子恺。1930年2月,丰子恺在母亲去世后辞去教职,一度迁居嘉兴。1932年秋,他在故乡崇德县石门湾新建一座“缘缘堂”,携全家回乡定居,专心从事著述(见《1937年9月丰子恺致钟器信》中所附自传)。1934年时,他已离开上海,与复旦亦无交集。另一方面,他主要致力于绘画,本身并不擅长音乐创作。1915至1919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由李叔同教授音乐,学过风琴演奏,1921年留日期间又曾学提琴。但他练器乐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学习作曲。他编撰的《音乐的常识》(1925)、《音乐入门》(1926)、《音 乐 初 步》(1930)、和尚心水报图,《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1931)等均属介绍基本乐理和乐史知识的普及读物,很多内容是对外国同类书籍的编译。

  2010年出版的吴浩然编《丰子恺诗词选》列有“歌曲配词”专辑,共计16首。这组歌词2014年又收入陈建军主编的《子恺诗词》。16首歌中,根据李叔同《送别》所用曲调重填词的《游春》和编译的《夏天最后的玫瑰》,以及《广西全县国民中学校歌》都是外国曲。《夜景》《怀友》《长城》《五月之歌》《送别》《风筝》和《浩歌》选自丰子恺与立达学园钢琴课教师裘梦痕合编、1935年出版的《开明音乐教本·唱歌编》,也均用外国曲填词。这几首原词未署名,系丰子恺子女从风格推断为丰子恺所撰,或有不确。如《浩歌》(“当空发长矢/矢去如流电……”)原为美国诗人朗费罗的名篇“The Arrow and the Song”,书中用的是胡怀琛的中译文,曾收入胡怀琛1921年初版的诗集《大江集》。几首原创歌曲《幼女之愿》《我们四百兆人》《弥陀学校校歌》《桂林师范学校校歌》《庆祝胜利》,丰子恺仅是词作者。唯一由他作词兼作曲的是1932年的《崇德县立第三小学校歌》。崇德三小为丰子恺母校,这首校歌旋律简单,只有A段8小节,B段4小节两句,一般音乐爱好者不难写出。此外,一些书中称丰子恺在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曾创作春晖校歌,用孟郊《游子吟》原诗谱曲。但丰一吟1992年致信叶瑜荪时已指出:“春晖中学误以为丰作曲,其实曲是西洋曲,丰只是配而已。”这些后人努力搜集的丰子恺作品均不能体现他具备作曲功底。如果他曾写出复旦校歌这样规范的四部和声曲谱,应不至于只留下一首简短的歌,其余都需套用现成曲调或由他人谱曲。

  1934年秋季学期开学时,在复旦大学的新生指导会上,“由高中、实中、附中升上之‘新人’,坐于头排,领导唱校歌,歌调庄严雄壮,为从来开会情形中之创见”(《新生指导会杂记》,载1934年10月1日《复旦大学校刊》)。

  至此,复旦的学生已掌握了校歌,后多次在集会活动中演唱。不过校歌新谱还没有立即在外地的复旦同学中普及。1936年5月,由复旦毕业生创办的广州复旦中学编印了《私立广州复旦中学校一九三六年秋季同学录》,校歌仍使用旧版曲谱。抗战期间,复旦西迁,从私立改为国立大学,1946年回到上海复校。从战时出版的《复旦大学二八级毕业纪念刊》(1939)到民国末年的《国立复旦大学1949级毕业同学纪念刊》,收录的都是1934年的新版曲谱。1950年后的复旦刊物上,校歌未再出现,就此埋没。1957年考入复旦中文系,1962年毕业并留校任教的陈四益便全然不知复旦曾有校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北京开校友会,会前发的材料中才见有校歌一首,颇感诧异。”(《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五十多年后,这首在复旦校中曾两度被遗忘的校歌才又重新传唱。2014年,《复旦大学章程》正式通过,在第七章“学校标识”中辟有专条,表述为“学校的校歌创作于1925年,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中断的传统虽已恢复,史实却仍有待澄清。